钱锺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

2020-12-01 16:17:26 来源：中国文化新闻网作者：分享：

　　本报首席记者高渊

　　2020年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在当代中华学术思想史上，欠了钱锺书一个“伟大学者暨思想家”的庄严追认

　　受访者档案

　　夏中义：1949年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大学兼职教授，研读钱锺书著作35年。

　　无人不谈钱锺书。但，鲜有人读懂钱锺书。

　　2020年是钱锺书诞辰110周年。在世人面前，钱锺书是中国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或者是他一排排书架地横扫清华图书馆，或者是书店里找不到一本他没读过的书，又或者是外国记者说来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目睹万里长城，二是亲见钱锺书。

　　少为人知的是，钱锺书平生不藏书。他的居所中只有一个书柜，除了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多是他父亲钱基博留下的珍贵典籍文献。但他确实无书不读，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小说笔记、佛藏道书等无不采择。他读书速度之快、要点掌握之准，确实非常罕见。有一次他对助手说，最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全部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好东西，接着就滔滔不绝讲他的新发现。

　　很多人都认为，“钱锺书热”的起点是20世纪70年代末，因为110万字的《管锥编》在1979年8月问世，到了1980年10月，小说《围城》在时隔33年后重新出版，可谓“双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有过一次“钱锺书热”。1946年，他的小说《围城》在上海的《文艺复兴》杂志上连载，第二年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一时洛阳纸贵。1948年，学术专著《谈艺录》也在上海出版，这更让钱锺书名声大噪。

　　那时候，杨绛在上海很有名，她不仅教书还写剧本，有三出戏已经公演。以前别人介绍钱锺书时，都会说这位是杨绛的先生。而《围城》和《谈艺录》面世后，他们夫妇的社会地位就倒过来了，大家都会介绍杨绛是钱锺书的太太。

　　两次“钱锺书热”之间，他沉寂了将近30年。但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钱锺书声名日隆，无论是1998年他本人去世，还是2016年夫人杨绛去世，热潮似乎并未受到多大影响，全社会都津津乐道于他的趣闻轶事，众手将他推上“神坛”。

　　但在神化钱锺书的同时，对他的质疑之声也时有出现。比如，有人撰文说在干校期间，他曾问钱锺书“皮里阳秋”的出处，钱沉默不语。其实，读过点古书的人都知道，“皮里阳秋”典出《世说新语》，指内心有裁断。钱锺书对《世说新语》十分熟悉，《管锥编》中的引用多达101处，他对此怎么可能不知？

　　还有人说，钱锺书不知“杜鹃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的作者是谁。其实宋朝王令的这首诗，在《千家诗》中就有收录。对这两个提问的不答，钱锺书显然是“佯作不知”，因为向他提了不该问他的小问题。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出自知名学者的质疑声。比如，李泽厚说钱锺书“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余英时说《管锥编》宛如散钱失串。

　　这又引出另一桩公案，就是对钱锺书历史地位的评价。当下而言，称钱锺书是大学者和文学家，社会上当无异议。但若说到钱锺书是不是思想家，则会引发很多争议。因为在其毕生学术集大成的《管锥编》中，他把自己的思想写得极为隐晦，而且宛若秋野上的落叶，随意抛洒一地。

　　钱锺书是被神化了，还是被低估了？或者，他是不是一面被神化，一面又被低估呢？这需要他的潜心研究者作解读剖析，多少有点像当年李政道和杨振宁能否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关键要看吴健雄如何实验证明“宇称不守恒定律”。

　　第一章：蓝田师院

　　高渊：《围城》中的三闾大学的原型，一般认为是钱锺书教过书的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而《谈艺录》的前半部分是在蓝田师院完成的。是否可以说，第一次“钱锺书热”的源头是蓝田师院？

　　夏中义：这要从1938年秋天说起。当时，钱锺书拿到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学士学位，他们夫妇乘坐邮轮回国。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得知这个消息，再加上冯友兰的推荐，就聘请钱锺书担任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当年他只有28岁。

　　但钱锺书在西南联大过得并不开心，他把自己在昆明的住宅称为“冷屋”，因为他在外文系受到了冷遇。这方面的传言很多，一种说法是钱锺书确实看不起外文系的那些教授，他说“西南联大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

　　这样一来，把外文系三大教授都得罪了。第二年，钱锺书没有获得续聘，只能去他父亲钱基博执教的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担任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

　　高渊：1939年，钱锺书到了蓝田师院后，什么原因促使他开始动笔写《谈艺录》？

　　夏中义：这里要提到一个人，他叫冒效鲁，笔名叔子，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人，比钱锺书大一岁。他们在回国的轮船上相识，冒效鲁是民国才俊，而且自视甚高，被人称为当年十大狂人之一。他一开始并不把钱锺书放在眼里，两人在甲板上斗起旧体诗，这一斗之下让他心悦诚服，后来他把自己和钱锺书比作云龙相从，钱锺书是人中之龙，是一代豪贤，而他自己是云，是烘托龙的。

　　1939年，钱锺书从上海动身去蓝田前，冒效鲁去看望他，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你对中国的诗歌艺术有着高深见解，平常随便说说就很了不起，不把这些金玉良言写出来太可惜了。这句话打动了钱锺书，他后来说，自己听了叔子这番话，手开始痒了起来。

　　其实，钱锺书在蓝田师院写《谈艺录》，也想通过这本书，证明自己确实是一代豪贤。也就是说，29岁的钱锺书认为，我不写别人或许也会写，但写不了我那么好。

　　高渊：他在蓝田师院的日子过得怎样？

　　夏中义：钱锺书是只身前往蓝田师院的，因为女儿钱瑗只有两岁，他自然舍不得女儿跟着他去湘西偏僻之地，就让杨绛留在上海边教书边带女儿。而杨绛不在身边的日子，让钱锺书感觉非常辛苦。因为杨绛的本事太大了，不仅知书达理，而且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平日里给他煲汤，陪他喝酒聊天。

　　在这种情况下，他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写《谈艺录》。但到了1941年上半年，他得病了，于是带着写了半本的《谈艺录》，辞别蓝田回到上海。

　　高渊：钱锺书在上海写完《谈艺录》后，为什么过了好几年才发表？

　　夏中义：他们一家三口住在淮海中路上的一个亭子间，1942年完成了《谈艺录》。但写完就搁着了，因为那时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所以直到1948年才发表。

　　在我看来，1908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出版后，如果说在20世纪上半叶，还有一部中国诗学理论专著可与之媲美，那就是钱锺书的《谈艺录》。

　　高渊：《谈艺录》之后，钱锺书突然转向叙事文学写作，这又是什么原因？

　　夏中义：原因可能多种多样，其中一个应该是，钱锺书在上海没有固定工作，身体又不好，《谈艺录》也写完了。他是一个很会调节自己心态的人，而且在杨绛的身边就特别有灵气。

　　所以，他在1943年开始写《围城》，我想首先是为了让夫人开心，他每天写好的东西都要给杨绛看，杨绛看到他写得这么调皮，经常开心地哈哈大笑。

　　第二章：古彩戏法

　　高渊：1950年起，钱锺书被借调去从事《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翻译工作，4年后工作告一段落，他没有继续从事外文教学与研究，而是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古代组，这是为什么？

　　夏中义：钱锺书兼通中文和英文，这是大家公认的。他28岁就当了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应该说英文是他的更强项，其实他想去文学所的外文组，但他进不去。

　　原因很简单，他的业务能力太强，如果他是谦谦君子，别人或许还能接受。偏偏他老是瞧不起别人，言辞非常锋利，只能去古代组。于是在1955年，他开始写《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后可谓惊艳海内外。

　　高渊：但胡适看到后，曾说对这本书的选目很不满意。

　　夏中义：当时有一个游戏规则，具体选哪些诗不是作者说了算，而是要集体讨论通过。很多年后，钱锺书曾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透露，这本书选了很多自己认为不必选的诗，而他认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

　　但《宋诗选注》之所以成功，关键不在于选诗选得好，而是好在点评。钱锺书在不得不选的那部分诗之外，还是尽可能选了一些自己喜欢的诗。对那些自己喜欢的诗的点评，非常有才华。

　　高渊：他所谓“不得不选的诗”，就是那些符合苏联的反映论，形象再现宋朝当时社会状况的诗？

　　夏中义：钱锺书并不赞同反映论，或者说不甘独尊反映论，他就玩起了“微判断”。他在书中不直接说是或不是，而是写得乍看模棱两可、扑朔迷离，实质是凝神慎思、精心铺设，符合逻辑地一步步辞别反映论，竟无甚破绽得像金蝉脱壳，当年谁也没看出来。

　　他对反映论的“且辞且退”，大致分了四个台阶拾级而下。第一个台阶，他说宋诗里面确实有很多诗反映民间疾苦，在当年朝廷的公文里都可以找到印证，完全可以用反映论来解释；第二个台阶，他说一首好诗之所以迷人，和有没有一个对应的事实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很多诗都是天马行空的；第三步，他说范成大有一首诗《州桥》，写沦陷区的老百姓梦想朝廷军队来收复失土，拥到一座桥上来迎接王师，从表面上好像是反映论，但是从宋代建筑史的角度来讲，这座桥是不存在的，而是诗人想象出来的；最后一步，他说如果反映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为什么后世哄传的梁山聚义这么大的事，宋朝却没有一首诗提到呢？

　　高渊：这四个台阶，钱锺书在《宋诗选注》里写得非常隐晦吧？

　　夏中义：在1958年首版的书中，钱锺书写了一篇一万八千字的序，他在文中提出，要把宋代诗歌的历史，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进行系统的梳理，进而剖析宋诗是怎么从唐诗母腹里分娩出来，在唐诗丰神情韵的基础上，如何确立宋诗思理筋骨的艺术特色。

　　他研究宋代的诗人，像苏轼、杨万里、黄庭坚等，看他们是如何在技巧上不同于唐诗。这并不是反映论，而是审美形式本位论，是在宋诗艺术的内部，去探究其如何走出了一条和唐诗艺术不一样的道路，而反映论对此无法解释。

　　我当年读到这里忍俊不禁，因为钱锺书的这篇序中出现了9个“反映”，但他就像在变古彩戏法，穿了一件大红袍，袍子上都写着“反映论”，但是变出来的却不是。他真正拿出来的，是和《谈艺录》相一致的“形式论”，他把形式看作衡量艺术的关键。

　　高渊：他这么“变戏法”，别人还真就没看出来？

　　夏中义：《宋诗选注》出版后，钱锺书有段时间是心怀忐忑的，因为他没有用当时最时髦的反映论来解读。过了一段时间，这本书果然受到了群众批判，但越批钱锺书心里越高兴，因为他发现所有的批评都没有批到点上，没有人发现他隐藏的意思。

　　1959年，他给杨绛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暗香疏影无穷意，桃李漫山总不知。”意义是说，我有我的暗香疏影，他们漫山桃李却根本看不出来。

　　第三章：天书奇谈

　　高渊：其实，对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来说，《宋诗选注》还不算难读，只是难解其字面背后的深意。而1979年出版的皇皇巨著《管锥编》，简直像天书了。在这部书中，钱锺书是否把“古彩戏法”变到了极致？

　　夏中义：其实在1978年，北京的学术圈子里就在流传，说钱锺书即将出版一部震动世间的学术著作，已经引来很多关注。等到第二年《管锥编》出版后，大家发现这110多万字的四本书，全部用文言文写作，而且是繁体字竖排，真是读也读不懂。

　　当时，史学家余英时到访北京，曾跟钱锺书长谈。他后来写回忆文章说，他问钱锺书为何用文言文写《管锥编》，钱跟他说了句至今都听不大懂的话，说是要“减少流毒的传播”。很明显，钱锺书用文言文写作，目的是加大阅读难度。

　　高渊：他在书中还夹杂了不少英文和德文，也是同样的目的吗？

　　夏中义：也有人说，钱锺书用外文是卖弄学问，我认为并非如此。我们要知道，钱锺书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在写《管锥编》时，写到某个地方，可能马上联想到国外的相关论述，就放到了字里行间。这就像相声里的“逗哏”和“捧哏”，《管锥编》中的外文起的是“捧哏”作用，在旁边附和一下：“对的对的，是的是的。”

　　高渊：钱锺书还曾跟人说，“我们的头发，一根也不要被魔鬼抓住。”他把《管锥编》写得如此晦涩，究竟在担心什么？

　　夏中义：这里面有着很重要的社会背景。钱锺书写《管锥编》，主要是在1972年到1975年，平均每天写1000字。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他头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还没摘掉，红卫兵随时随地可以破门而入，查看他在写什么东西。所以，他的东西要经得起人家看，就要写得让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

　　而他持续不断地写《管锥编》，这里面还有另一个背景。1972年春，下放河南“五七干校”两年多后，钱锺书夫妇回到了北京，一开门才发现家里已经住进了一对青年夫妇。当时整个社会因为忙于运动没有新建房子，就让一些新婚夫妇住进其他有房者的家里。两家人挤在一个屋檐下，什么隐私都没有，难免出现矛盾。他们只能搬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办公楼，找了一间堆杂物的小房间，陈设极为简陋。

　　那段“逃难”期间，钱锺书还大病一场，在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如果不写点东西，他很可能要发精神病。这时候读古书是最好的，因为古书越读心里越静。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逼自己写《管锥编》，这是一个心灵自我拯救的过程。

　　高渊：世人都说《管锥编》了不起，但极少有人说得清究竟了不起在哪里？在此，能否提供你的心得？

　　夏中义：《管锥编》出版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陆续出版了一些从纯学术角度切入研究的专业论著，但这么多年来，真正从思想上做出解读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我是从1985年开始读钱锺书著作的，直到四年前才敢动笔写钱锺书，至今也不敢说真正读懂了钱锺书。

　　《管锥编》是钱锺书最伟大的作品，在我看来，他在书中提出了两个大判断，或者说两个大系统。其一是对中国古典诗学进行了现代阐释和转换，在这方面，钱锺书是古今第一人。他做中国诗学研究，所有材料都来自中国古典的诗歌创作和诗话、诗论、诗学，独立完成了文学为何是文学、诗为何是诗的全新国粹版理论系统。虽然不用一点国外的理论，但同时具有人类共通的情怀。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后学去进一步转换，要把它弄得大家读得懂，这也是我晚年最值得做的工作。

　　高渊：《管锥编》的第二个大系统，是否已经超越了文艺理论层面？

　　夏中义：《管锥编》的另一大贡献是，建立了一套知识者在特殊语境下，如何安全又有尊严地言说的伦理学系统。

　　这部著作写于“文革”特殊时期，当时的知识者只有两种活法。一种是像陈寅恪那样刚直壮烈，但这是肯定过不了“文革”这一关的；另一种是投靠“四人帮”，这是一种卑鄙的活法。在很多学者看来，前一种活法好是好，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后一种活法太掉价，不仅当时，以后也会被人不齿。

　　而此时，钱锺书就在《管锥编》中提出了第三种活法。他不像陈寅恪那样崇高，因为崇高太悲壮了。如果说陈寅恪是清白，钱锺书就是清高，既有尊严，又不无安全。这套钱锺书构建的伦理学，就是隐藏在《管锥编》中的“暗思想”，就像宇宙中的“暗物质”，我们抓不住它，但不能否认它。

　　第四章：散钱失串

　　高渊：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比较重量级的质疑者。比如李泽厚先生多次表达“钱锺书可惜了”，说他“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对此说，你怎么看？

　　夏中义：李泽厚并不否认钱锺书博学，但他觉得钱锺书是仅仅博学而已。他认为钱锺书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实际上就是觉得钱锺书没有思想系统。

　　但我要说的是，李泽厚成名很早，不可能花大力气去读钱锺书。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说过，我不愿意写50年前可以写的书，也不愿意写50年后可以写的书，我只写当今时代需要我写的书。而钱锺书的著作，如果不发誓板凳甘坐十年冷，怎么可能读出他文字背后蕴藏的深刻思想？

　　高渊：与李泽厚一直说“钱锺书可惜了”不同，余英时先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他从一开始的由衷钦佩，到后来也觉得钱锺书在思想层面贡献不大。

　　夏中义：说到海外学界对《管锥编》的熟识度，恐怕谁也比不上余英时。在1978年，他就跟钱锺书相见恨晚，钱先生也多次将《管锥编》等著作亲笔题签后，邮寄到大洋彼岸，余英时报之以七绝《读〈管锥编〉》回赠。用他的话说，“《管锥编》虽若出言玄远，但感慨世变之语，触目皆是”，不可谓不深挚。

　　1998年，钱锺书离世后，余英时应邀执笔追思，他说自己是文学门外汉，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他认为，钱锺书是20世纪中国所涌现的一个古典文化的高峰，是古籍读得最多、最丰富的人，令人高山仰止。但到了2007年，作为史学家的余英时，却客串到文学和当代思想领域来评议钱锺书，聚焦的是“小结裹”和“大判断”这对关键词。

　　高渊：他认为钱锺书只有“小结裹”，缺少“大判断”吗？

　　夏中义：“小结裹”和“大判断”是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用过的一对术语，典出古籍《瀛奎律髓》中“诗家有大判断，有小结裹”。在钱锺书看来，“小结裹”与“大判断”不是完全对立的，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余英时评议钱锺书，主要有两大要点。首先是数落《管锥编》多“注重小的结裹，较少注重大判断，大判断他不是很在意的”。余先生说钱锺书像“晚清遗老”那样，一味注重训诂及典故出处，《管锥编》“就是专门在小的地方，精到的地方，要跟人家较胜负，要超过人家，他是非常好强的人，总要知人所不知”。他说钱锺书“偶尔也有一些大判断”，但这样的东西不多，宛如散钱失串，虽然每枚散钱有其面值，但总体价值不大。

　　然后，他力图解析《管锥编》为何鲜见“大判断”。他假设了三条缘由，一是追溯到钱锺书的治学源头，说他“20岁左右就已经迷上遗老那一套训诂”，其结果是一叶障目；二是这个考证学派渊源，让钱锺书成了以赛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