砖厂挖神仙土将“三星堆”挖成“半堆” 他们接力保护三星堆

2021-03-30 12:31:45 来源：中国文化新闻网作者：分享：

　　一场百年接力的传奇发掘者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鲍安琪

　　发于2021.3.29总第989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6年7月的四川广汉炎热异常，没有一丝风，人坐着不动都会流汗。这种天气下，乡镇企业南兴乡一砖厂仍然在日日取土作业。南兴乡原来叫东兴人民公社，改革开放后在全国第一个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砖厂制砖需要大量的土，三星堆堆子便成为取土的好地方。

　　1980年四川省考古队(即现在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进驻的时候，三星堆还有两个半堆子，到1986年只剩大半个了，高高耸立着。

　　当地农民把这种土叫作“神仙土”。从陡坎最低处开挖，像挖地道一样掘进，进到一定深度后，从顶上插入一根钢钎，用力一撬，大块的土就会坍塌，一天下来可以挖两方左右。

　　考古队和当地农民之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默契”关系。考古队发掘过的地方，农民一般可以取土。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便利，因为土里的“杂物”已经清理干净了。有时他们挖到一些“稀奇”的东西，也会主动拿来给考古队看。

　　问题是，农民挖土的速度，远远超过考古队发掘的进度。这就像一场疲于奔命的赛跑。

　　“那时的三星堆遗址什么都不是，不是‘省保’，更不是‘国保’，连‘县保’都不是。那是三星堆最困难的时候。”当时的考古队领队、三星堆著名的“二陈”之陈显丹对《中国新闻周刊》感叹。二陈都是考古队领队，当地农民工把陈德安叫“大陈老师”或“眼镜陈老师”，把陈显丹叫“小陈老师”。

　　但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黎明破晓之时。1986年7月18日，三星堆“祭祀坑”横空出世，一醒惊天下。

　　2005年，雷雨接替陈德安，担任了三星堆考古队领队，现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从1984年接触三星堆考古至今，他最深刻的感受是一定要坚持。

　　“坚持一定有收获。”雷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发掘月亮湾

　　196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年轻助教林向和考古教研室另一位老师一起，来到广汉月亮湾。他们是来给冯汉骥教授打前站的。

　　冯汉骥上世纪30年代赴美留学，先后在哈佛大学研究院人类学系和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学习，1936年夏获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此后他任教于哈佛大学，并兼任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后改称“哈佛燕京图书馆”)主任。因李济之邀，他谢绝了校方担任“终身教授”的挽留，回国与李济共同创办了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抗战内迁后，他筹建了四川博物馆，主持发掘了王建墓。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四川博物馆馆长，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考古教研室主任。

　　林向在川大历史系读完了本科和研究生。那时生活条件艰苦，没有书架，就用砖支起床板当书架，但学术氛围很好，“不像现在学校里逼你发论文”。当时想买自行车，没有钱就找老师借。

　　每星期有一两个晚上，他和师兄弟会到导师冯汉骥家里去。冯汉骥爱喝酒，常与历史系主任、著名先秦史学家徐中舒教授对饮，林向等就陪着喝一点，听他们谈话。老师们会问他们读书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就提出来请老师解答。“那个感觉好得很。”林向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抗战内迁期间，冯汉骥曾被聘为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过从甚密。

　　葛维汉是三星堆第一位发掘者，1934年组织考古队在月亮湾燕家院子附近进行了发掘，并提出了“广汉文化”概念，从而揭开了三星堆考古研究的序幕。那次考古的出土文物，当地政府悉数捐赠给了葛维汉主持的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如今依然完整无损地保存在四川大学博物馆内。葛维汉当年制作的各式档案资料也完好保存着，每件藏品流传有绪。

　　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冯汉骥一直筹划对月亮湾进一步考古。林向等打前站回来，带回了一些陶豆、陶罐等残片，“冯老师说有搞头”。

　　1963年9月，四川省文管会和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联合组成考古队，由冯汉骥指导，对月亮湾遗址进行了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掘。15个学生参加了这次发掘。

　　月亮湾是一条形似月牙的土埂，当年发现大量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就位于这里，经发掘后证明为城墙遗存。月亮湾土埂与三星堆堆子隔马牧河相望，形成所谓“三星伴月”景观。至于三星堆堆子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城墙的一部分，有人认为是祭祀台，原本是否为一个堆，也未可知。

　　之前人们以为月亮湾和三星堆是两个独立的遗址，随着发掘的深入才意识到，实际上是同一个遗址的南北两部分，北部为生活区，南部为祭祀区，故现在统称为三星堆遗址。

　　那时，三星堆的土堆还有两个半。这一带的地势北高南低，林向记得，冯汉骥坐在月亮湾土埂上望着三星堆说，你看这个地方有王者之气，这里有可能是都邑。

　　发掘工作从9月23日进行到12月3日，发掘面积150平方米。冯汉骥跟学生们一起挖，工具只有平头铲和尖头铲，用平头铲刮土层，用尖头铲剔泥土。

　　林向说，那时的考古发掘还很不规范，有些人每次10厘米一层地挖，这是不对的。土色、土质不一样，要分层的。

　　遗憾的是，发掘完不久，冯汉骥就病了，后来身体一直不好，因此这次的发掘成果一直没能整理出来。直到30年后，才由当年参加发掘工作的马继贤写成《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

　　这次发掘之后，三星堆再次沉寂。

　　“挖宝队”

　　1972年，因为国家要举办出国文物展，考古工作先于其他行业得到恢复。北京大学历史系62级考古班的赵殿增趁机申请归队。四川省组织部直接下函将他调到了四川省博物馆，这在他所在的四川会东县边远山区引起了轰动。

　　1973年初，他第一次出差，跟着李复华、王家佑等老学者去郫县发掘汉代画像石棺墓。五一节期间，他们在青城山上整理这次发掘的资料。这期间，同行的刘盘石在抄写民族史学家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大家告诉他，华阳指华山之南，主要是今天的西南地区，以巴蜀为主。《华阳国志》成书于东晋，是中国第一本地方志，也是关于四川古代历史最重要的文献。李白就是看了这本书后才写了著名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我们现在测定的古蜀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4800年前。李白恰好夸大了10倍。”赵殿增笑说。

　　赵殿增也跟着抄录了《华阳国志校补图注》的一些章节，开始萌生了用考古方法探求蜀史之谜的念想。

　　年轻、科班出身的他提拔得很快。1975年，他担任了四川省博物馆古代史部(即后来的考古队)副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的考古工作基本都是配合基建，一旦有人发现了文物踪迹就会给他们打电话，一天到晚都有人喊“老赵，电话！”。他当时形同“救火队长”，并没有机会一圆自己的梦想。

　　机缘终于在1980年春天到来。

　　这年4月13日，他和同事一起到四川彭县，取回了西周窖藏刚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其中包括了后来被定为“国宝”的两件大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