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传染病改变的医学与社会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20.3.23总第940期《中国新闻周刊》
疫情在全球范围蔓延，轮番侵入不同的城市。这并非只是当下新冠肺炎疫情的景象，整整一百年前就曾出现过与此雷同的情形。
1918年9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出现了新一轮流感，军营和社区开始沦陷。费城卫生部门负责人不以为意，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此外，一场募集战争债券的集会活动如期举行，十多万人聚集在街上，爱国热情与死亡的阴影缠绕在一起。
突然暴发的这场流行病让费城的公共卫生系统很快崩溃，而本就过度拥挤的城市状况和短缺的医疗体系助长了疫情的蔓延。当时，发源于殖民时代的费城，工厂数量迅猛增长，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大多数居民还是几十户共用一个厕所，工人们挤在狭小的公寓里，常常像换班一样轮流睡觉。
大流感也侵入到了英国。那里是工业文明的前哨，也是现代公共卫生的肇始之地。19世纪宛如昨日，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伦敦等大城市，卷进工业的时代秩序中，霍乱和肺结核流行，城市改造和医院改革成为必要，家庭与个体被纳入到国家和社会的体系里。但与此同时，传染病也在进化，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
这场流感同样蔓延到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武汉三镇作为内陆的通商口岸，也暴露在传染病的全球链条中。但与此同时，这里还面临着更加古老的传染病的威胁，比如鼠疫。公共卫生的概念尚未确立，政府和个体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地带。民众习惯于求问中医，而大夫们则试图用传统的术语去解释那些症状。
“值得注意的是，大流感发生的时候，人们并没有迅速认识到这场灾难的教训，也缺少国家之间的合作。直到1933年，我们才确认了导致大流感的病毒。”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急救护理研究办公室负责人杰瑞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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