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古文运动的精神领袖和思想资源是韩愈。从北宋初年的柳开、石介等人以来就一直尊韩愈为“贤人之至”，把他直接和“至人之圣”的孔子联系起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追求以儒学为正统的道统、文统、学统意识。在北宋文章家的价值坐标系上，韩愈是离得最近、最可仿效的榜样。北宋初的古文家们多么希望如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那样，通过接踵韩愈之所为，以儒家道统思想为核心，正本清源、重建文统，以实现革除现实文弊、重振文风之目的。这样便形成了从北宋初古文家开始，到欧阳修，再到苏轼而最终完成的“韩愈观”之构建。
苏轼对韩愈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说道：“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苏轼在这里所持之态度，与北宋初的石介以及欧阳修等人是一致的。苏轼的这篇评韩碑文在唐宋以后众多评论韩愈的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然而，苏轼毕竟不是一个道学家，他的韩愈观重“道”而不轻“文”，因此他在充分褒扬韩愈道德文章之同时，又对韩愈强调道统而走向极端、偏废文章的缺陷提出批评甚至讥刺，他在《韩愈论》中说：“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何者？其为论甚高，其待孔子、孟轲甚尊，而拒杨、墨、佛、老甚严。此其用力，亦不可谓不至也。然其论至于理而不精，支离荡佚，往往自叛其说而不知。”
苏轼在充分肯定韩愈历史地位的同时，对韩愈及其弟子主张怪奇的文风提出了批评，他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说：“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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